黄郛(1880年-1936年)，原名绍麟，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沪军都督陈英士的参谋长兼二师师长，后策划浙江独立，起兵反袁。1921年赴欧美考察经济，旋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参加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时期曾署理外交总长，国民政府时期任外交部长。但每次最长任职时间仅4个月短的只有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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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郛

投笔从戎，辛亥成勇士

黄郛，原名绍麟，字膺白，号昭甫，1880年3月8日(清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生于浙江绍兴。黄郛7岁时，父亲去世，家境破落，被迫随母迁居杭州。因家贫，只好到慈善团体开办的类似于私塾的同善堂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帮助母亲维持家计，1896年补钱塘县学生。

黄郛天资聪慧，母亲对他要求又格外严格，家道的中落更迫使其发愤读书，故学业优异。而当时日益深重的国难则激发了他的报国之志。黄郛的青年时代正是近代中国最屈辱的年代，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由兴至衰的时期，这些(尤以梁启超的尚武言论)都给年轻的黄郛以影响。1904年，他用黄郛名报考浙江武备学堂，以名列榜首被录取。1905年，黄郛受清政府的选派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成为同年8000名留日学生的一员。是年8月，倾向革命的黄郛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并负责掌管会员名册。他到处奔走，积极劝导进步青年学生加入这一革命团体。1907年，在发展会员的过程中，先后与他的浙江同乡蒋介石、陈其美相识，三人甚是投缘。次年，他转入日本军事测量学校继续学习，于1910年学成归国，在清政府军咨府测量部任职。

武昌起义后，黄郛、蒋介石分别从北京和东京赶赴上海助陈其美起义。三人指天为誓结为“盟兄弟”，黄、蒋二人受陈派遣，于10月底前往杭州策划起义，以配合上海起义。11月4日上海起义胜利后，形势严峻:从内部来看，参加起义的队伍成分复杂，各种力量不能团结一致，派系林立，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从外部情况看，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宁、江南提督张勋等人在清廷支持下正在招兵买马，准备镇压革命。摆在革命党人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统一力量，组成一个指挥机构来应付形势。11月6日，上海各界举行商议大会，黄郛等建议迅速成立都督府，被众人采纳，但在都督人选上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就在这时，黄郛拔出手枪站起来力陈推荐陈其美的原因，反对派也拔出枪来，一时剑拔弩张，众人经过再议，终于接受黄的意见推举陈其美为都督，同时沪军都督府成立，黄被任命为参谋部长。他全力协助陈其美招募军队，迅速编练了沪军第二师(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自兼师长，随后陈、黄的军队再立新功，会同其他义军光复苏、浙，并在联军攻克南京时出力甚多。上海起义的胜利和南京的光复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作用极大。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郛被委以兵站总监。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黄郛所在的沪军都督府并入江苏都督府，他也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部长，负责处理留在津浦铁路沿线的北伐军诸路的遣散工作。他首先主动地解散自己兼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又依次解散其他部队，数月之内将沪宁地区各路军民解散完毕，并辞去本兼各职。黄郛的行动适应了袁世凯的需要，不久又接受了北京政府令其出国考察的成命，但却因宋教仁血案而未能成行。

海外游历，居津著书立说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力主“武力讨袁”，而黄兴、陈其美等则主张“法律倒袁”。从北京回到上海的黄郛附议于后者，他认为革命党已将政权交给袁世凯，诸领袖相继退出要职，以实力而言，武力解决并无把握;而且认为“共和缔造艰难”，国家不堪再有内战，故主张慎重之说。正当革命党人争论不休时，袁世凯早已准备就绪并率先向革命党人进攻了，革命党人仓促应战，是为“二次革命”。在形势的逼迫下，黄郛参加了陈其美在上海组织的反袁斗争，失败后同黄兴等人因受通缉逃往日本。袁世凯的刀枪之举反而坚定了孙中山等革命者“非去袁不可”的决心，黄郛却退下阵来，并极力劝说好友陈其美不要从事反袁活动，之后便急忙离开日本，走“自己的路”去了。

离开日本后，黄郛先赴南洋，一年后又到美国，潜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察。1915年底，黄由美国回到上海，后移家天津，直到1921年。这一时期，黄郛虽标榜自己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不闻窗外之事而专心潜研，实则积蓄力量再涉政坛。一是他在1918至1919年间，以其考察所得写成《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和《战后之世界》二书出版，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书中他提出，民国以来屡丧自强之机，其因皆在于内战，所以他“尤痛心疾首于内战”;一战结束后，全球商战开始，中国将成为众矢之的，国人不觉必亡。该书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反响。二是“以文会友”，同一些北洋政客如政学系头目张绍曾、张耀曾等过往甚密，扩大政治关系网。三是抓住时机显露自己。1918年徐世昌上台，英美提出南北议和.国内亦出现了要求结束混战、实现和平的呼声，黄邪便与张绍曾、张耀曾等人组织全国和平联合会，打出用舆论促和平的旗号来迎合。

参与北京政变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黄郛终于抓住机会涉足北洋政坛了。1921年，他因代徐世昌起草《战后中国》一书被任命为中国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赴美考察。到美国后，又被北洋政府聘为顾间，同中国代表团一起参加华盛顿会议。1922年经欧洲回国。1922年9月，内阁总理王宠惠任黄郛为督办全国财政会议议事。1923年，黄郛入密友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在此任上，留下了他外交生涯第一笔光彩和不光彩的记录。上台后不久，他就照会日本大使，要求废除“二十一”条，颇受外界赞赏，此光彩也。其时，法国公使傅乐猷要求北京政府以金法郎偿付庚子赔款，张内阁决定接受这一要求并呈请总统批准，但并未征求国会的同意，2月10日，黄郛秉承内阁意见，签署文件并照会法公使，同意法国的无理要求，这便是哄动一时的金法郎案。这种卖国行径自然遭到国人的痛斥和舆论的抨击，黄郛被迫辞去外交总长职务。随后又历任高凌霨、颜惠庆内阁教育总长。黄郛这一期间的上上下下、出出进进都是在北洋各派系的争斗背景下进行的，他又无强有力的后台，只能忍气吞声，称其为政治应声虫并不为过。

1923年，黄郛经张绍曾介绍，与驻扎在北京南苑的陆军检阅使冯玉样相交并成为知己。曹馄当上贿选总统后，全国一片反对之声，黄郛乘机鼓动受直系排挤的冯玉祥推翻曹、吴的统治。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认为时机成熟，便策划政变，黄郛坐镇京师，为冯联络各种力量，传递消息，直至亲自起草通电文稿，为参加军政会议出谋划策，从头至尾参与了这次政变。10月23日，冯率部进入北京，囚禁曹馄，控制了北京政府。黄郛因是冯发动政变的内幕人物，出力甚多，便在张绍曾的推荐和冯玉祥的支持下组成摄政内阁，代理内阁总理，兼任交通、教育两部总长，11月1日走马上任。11月3日起又以代理总理身份摄行总统职权。11月5日，他主持的国务会议，通过《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议案，鹿钟麟据此将清废帝溥仪逐出紫禁城，这是只存在了23天的摄政内阁做的唯一一件有进步意义的事。

民国成立时，订有《清室优待条件》。据此，清废帝溥仪仍居紫禁城，沿用宣统年号，发布谕旨，依然是一个小朝廷并成为复辟的祸根，许多人虽痛恨又奈之不得。将溥仪驱逐出宫后，摄政内阁下令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保存的历代文物进行了清点、整理和保管。毫无疑间，此举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行动，完成了辛亥革命应做而未做的一件大事。周恩来称冯、黄“赶走溥仪”的行动是“人所不敢为”的有成就的进步行为。但黄郛的摄政内阁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政权，不仅为奉系所不满，各省直系军阀也都通电不承认这个政府，也不为帝国主义所容，黄郛设宴招待外交官竟遭谢绝。冯玉祥为时局所迫，于11月24日与张作霖一起迎段棋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执行政府职权。黄郛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光竟是如此短暂，他不得不辞去所有职务，打道津门了。

委曲求全，“寇准”损国

闲居一段时间后，黄郛把他的政治目光转向了中国的南方，很快他就发现了东山再起的机遇，他的“盟弟”蒋介石正在崛起。1926年11月，蒋介石率军进入南昌后，派张群持密信约黄郭南下，黄便义无反顾地投奔蒋介石了。蒋起用黄的意图很明显:黄郛在上海、江浙一带有很多关系，又与冯玉祥为挚交，留学日本且游历欧美，可谓见多识广;在北洋政府里先后为官，与列强有很广泛的接触，做事周密又能言善辩，可谓助蒋联络关系寻求支持的最佳人选。1927年1月，蒋、黄南昌会面后，黄便开始为蒋效犬马之劳了:入上海密为布置，拉冯玉祥、阎锡山共同反共。“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其财政基础不牢，上海金融界、企业界对南京政府态度未定，黄郛便四处奔走，劝上海方面支持蒋介石，投桃报李，7月蒋任命黄为上海特别市第一任市长.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黄亦同时引退。1928年蒋介石重新上台，2月6日就招回黄郭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

黄郛完全秉承蒋介石亲帝、妥协的外交方针，在处理“南京惨案”和对待“济南惨案”上表现得尤为突出.1928年3月30日，黄郛与美国公使马慕瑞签订解决南京事件的协定，这项协定不仅将事件起因诬加在中共身上，还向美表示“歉意”，愿“赔偿损失”，承认美炮轰南京是“保护美侨生命”，而对中国军民2000多人的伤亡只字不提，所以美方认为黄郛所开的条件甚合美意。这样一个屈辱的协定，国民政府和黄郛为首的外交部却将之吹嘘为外交上的胜利，接着又与英法等国达成同样的协定。在国民党发动对张作霖的“北伐”途中，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当时黄郛与蒋介石都在城中.黄建议蒋“忍小愤以就大谋”，率部绕道北上，又受蒋指令回到南京，催促政府将日军强占济南的事件提交国联解决，而任日军屠杀我济南百姓。日军暴行和国民党妥协卖国的外交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黄郛为逃脱责任，不得不引咎辞职，跑到浙江莫干山，过起“精修佛典，修身养性”的生活来，并一再声称不再染指政治.然而他心中并无“佛”，仍在惦念着再度出山。这期间(从辞职到1933年)他与国民党的要员张群等人书.信往来不断。

1932年，蒋介石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正式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专心一志剿共”。黄郛多次向蒋介石密陈己见，对蒋之政策表示支持，并于1932年再出江湖，到上海创办“新中国建设学会”，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摇旗呐喊。

到1933年，再度下野的蒋介石重掌国民党的大权，此时华北危机日益严重，日军已入侵山海关，占热河，逼平津.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急召黄郛商量对日政策。5月初，蒋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派黄郛为委员长，令其北上“安定华北人心”。蒋委黄以重任，不仅因为二人是“金石交期，不膏手足”的盟兄弟，更重要的是蒋认为黄郭具有“忍辱负重，诚非常人所能堪”的性格，最能领会和执行“委曲求全”这一外交方针.黄郛也知北上“不光是跳火坑，简直是拆火巷”，但他还是在得知蒋介石、汪精卫的本意和日本的意图及许诺旧允黄去便可让步)的前提下，冒天下之大不题，带领殷同、殷汝耕等一批亲日派，于5月14日兼程北上就职。5月 22日，黄在北平与日方代表彻夜密谈，达成协议，写成《停战案概要备忘录》。5月30日，黄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开始停战谈判，31日，最终根据黄郛与日本达成的原则性协议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致使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进占冀察，直取平津了.其后，蒋介石又指派黄郛和日方进行了接收区以及与之相关的关内外通车通邮的塘沽善后谈判。在谈判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以黄郛为首的华北当局，坚持“不签字，不换文”，企图来逃避国人的指责，黄郛也曾一度要求日方取消《塘沽协定》，但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总方针是委曲求全，黄郛在谈判中忍气吞声可谓“委曲”，但终不能求全，还是于1934年5月和12月两次与日本达成协议，又变相地承认了伪满洲国。虽然国民党方面有人认为黄郛的外交起到“稳华北，为国家争到数年充实国力的时间”的作用，故而誉其为“今日寇准”，但事实却是这位“寇准”在损国.黄郛在华北一系列的媚日投降外交，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骂，他只好于1935年春托病再度躲进莫干山，后蒋介石一再要其出山，终未唤出，他也不愿再作蒋的替罪羊了。1936年12月6日，黄郭因肝癌在上海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