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虽然有过几段婚姻，膝下却只有一子一女，因为朱德长期在外为革命事业奔波，儿子朱琦、女儿朱敏都曾与他失散多年，唯一的儿子朱琦更是到20多岁才被人从龙云的滇军队伍里找到，送往延安。
朱德与儿子朱琦、儿媳赵力平
而难能可贵的是，身为总司令的儿子，朱琦没有索取过任何职务和特殊待遇，建国后，听说铁道部需要人，身为团级干部的朱琦主动请缨，转业去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按朱德的要求从头学起，他先当火车司炉，三年后成为副司机、司机，后来开了一辈子火车，直到1974年因心脏病突发离世，年仅58岁。
尽管父亲是开国元帅，朱琦却没有半点沾光的打算，他长期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工作生活着，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奉献多年，而这与朱德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也是分不开的。
1、朱德说：没有萧家就没有我的后来
朱琦的母亲萧菊芳是朱德的第一任妻子，萧菊芳是云南昆明人，出生于1885年，比朱德年长一岁，她父亲萧庆夫由江西来云南谋生，在云南安家后生了五子一女，对唯一的女儿萧菊芳爱若掌上明珠。
还在清末年间，萧庆夫就不让女儿缠足，将她送入新学堂昆明师范读书，毕业后，萧菊芳留校任教，是当时极为罕见的有知识的新女性，也因没有裹小脚和读过新学，不符合当时昆明的传统婚嫁要求，她迟迟没有出嫁，成了待字闺中的老姑娘。
萧菊芳
或许是上天安排的缘份，1909年，身为师范学校体育教习的朱德投笔从戎，从四川来到云南昆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
可云南讲武堂当时只招收云南籍考生，朱德虽然笔试成绩很好，却不够资格入学，最终落榜了，此时他已经没有路费还乡，忧愁和沮丧击倒了这个年轻人，他心急如焚，病倒在昆明景星街萧庆夫开设的客栈里，一病就是多日，别说旅馆费了，连看病的钱都掏不出来。
萧庆夫是个忠厚长者，他见朱德虽是个贫苦的农家子弟，但为人老实厚道，人品才华都很不错，千里迢迢来昆明报考军校，也是个上进青年，有心帮他一把，不但没有收他食宿费，还自己请医生抓药为朱德治好了病。
经过萧家的精心照料，朱德身体很快康复，对萧庆夫也充满了感激之心，直到晚年，他向儿孙们回忆往事，还感叹道：“没有萧家，就没有我的后来！”
病愈后，朱德曾在萧家帮忙做事、记帐，与萧菊芳也就相识了。不久，他前往云南临安府蒙自县的新军步兵四川标（相当于团的建制）当兵，新兵训练结束后，标部看中朱德有文化、才干出众，推荐他去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这次，朱德吸取了教训，把自己的籍贯填为云南临安府蒙自县，终于被录取了。
云南陆军讲武堂
1911年8月，朱德从讲武堂特别班毕业后，分配到蔡锷部下当副目（副班长），辛亥革命期间，他在昆明跟随蔡锷参加了重九起义，作为区队长率部攻打云南总督衙门，并活捉了总督。因作战英勇，朱德很快被提拔为连长，1912年6月，他奉命援川归来，被晋升为讲武堂的少校教官。
年轻时的朱德
此时，来为一表堂堂、前途不可限量的朱德提媒的人很多，而深受新思想影响的朱德本就希望能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结婚，又感激于萧家对他的恩情，因此谢绝了无数说媒者，特地上萧家向萧菊芳求婚。
在萧菊芳哥哥的安排下，朱德与萧菊芳单独见了一面，朱德原本就对萧菊芳印象很好，一别数年，见她落落大方、谈吐不俗，与自己言语投机，越发坚定了要娶她作为自己妻子的念头，而萧菊芳对年轻威武的朱德也很有好感，二人促膝长谈了一番，深有知己之感。
1912年秋天，26岁的朱德在昆明迎娶了27岁的萧菊芳。
婚后，萧菊芳依旧在师范里教书、住集体宿舍，朱德接着住在讲武堂、整天带兵操练，两人甚至连个像样的住所都没有，只能在星期天相聚，当时，无论是朱德的军官地位还是萧家的财力，都完全可以在昆明住上一栋像样的别墅，而他们却过着非常朴素的生活，一心扑在事业上，多年后，朱德提起往事，自豪地说道：“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
新婚之后，朱德深感妻子的见识、才干与众不同，对她的感情越来越深厚，曾在军营中写下一首情诗，称：
“赞我军机到五更，双瞳秋水伴天明。
每当觉察忧戎事，低语安心尚忆卿。
诗中可见夫妻二人的相知相得，更可见萧菊芳对丈夫的一往情深和支持爱护。
2、出生后不久，母亲去世、父亲出国求学，21岁被抓壮丁，成为龙云部下
1915年12月，朱德随滇军参加护国战争，率部驻扎在四川泸州，萧菊芳思念丈夫不已，坐着轿子来到泸州，在城中租了一处民宅，与朱德住在一起，1916年9月，萧菊芳生下儿子，朱德发现儿子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就为他起名为朱宝书，小名“保柱”，后来改名朱琦。
而生下孩子才四个月，1917年初，萧菊芳不幸染上类似赤痢的热病，很快去世了，朱德哀痛之中，为妻子亲笔写了挽联，满是遗憾之情：
“举案齐眉，颇自诩人间佳偶；离尘一笑，料仍是天上仙姝。”
多年之后，朱德想起结发的萧菊芳，还写过一首悼亡诗，对亡故多年的妻子仍充满了至诚至真的怀念与爱意：
“草草姻缘结乱年，不堪回首失婵娟。
枪林弹雨生涯里，是否忧惊避九泉?”
萧菊芳病逝时，孩子还在襁褓，需人照顾，因此身边人都劝说朱德赶紧为家庭找一个女主人，好照料孩子。
朱德与同为四川人、同为革命党人的孙炳文是好友，孙炳文曾在朱德的旅部当过参谋，他有个外甥女陈玉珍，也是受过良好教育、未裹小脚的女子，21岁还未出嫁，陈玉珍见舅舅当媒人，便要求与朱德见一面，见面之后，她对忠厚诚朴的朱德很有好感，很快举办了婚事，对幼小的朱琦也视为己出。
陈玉珍喜爱读书，也擅长理家，她来到朱德父子身边后，把家庭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书屋里两个书架上放满了《诗经》、《孙子》、《唐诗三百首》等书籍。
1921年，已成为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兼任昆明警察厅长的朱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22年春天，为追求革命真理，他放弃高官职务与二千大洋一年的饷银，与孙炳文一同远赴德国留学，从此与陈玉珍、朱琦天各一方，回国后，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上了井冈山，受到蒋介石通缉与围剿，更是无从得知儿子下落。
朱德
而陈玉珍由于丈夫一去不归，失去生活来源，不久后，带着朱琦回到自己的娘家四川南溪，多年来相依为命地生活，将朱琦抚养成人。
1937年，朱琦被抓壮丁，编入滇军部队，幸好，滇军领袖是朱德的好友、同样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龙云。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龙云应邀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同意出兵两万支持抗战，因国共二次合作，朱德也来南京开会，与龙云见面，得知了失散多年的儿子下落，深为激动，路过重庆时转告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
朱德只有朱琦一个儿子，而且已经15年没有见面，周恩来理解这份沉甸甸的父子之情，派人到滇军队伍中找到了朱琦，送往延安。
父子久别重违，已经是两个陌生人，朱德望着眼前高大的儿子，抚着他右耳际胎生的“拴马柱”，激动地连声道：“没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3、身为总司令之子，不慕荣华、不逐名利、甘当一辈子普通劳动者
朱德出身贫苦农家，却不慕高官厚财，一生衣食朴素。
1937年，朱德老师的儿子从四川来到延安，朱德这才得知自己的养母与生母还在人间，但生活贫苦、连饭都吃不饱，而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却根本拿不出生活费寄去，无奈之下，他只得给刚联系上的前妻陈玉珍写去一信，恳求她变卖藏书，为两位母亲购买生活物资。
而卖书的收入毕竟是微薄的，更何况朱德此时已经与康克清结婚，与陈玉珍的婚姻早已结束。他思来想去，想到自己的一位同乡发小戴与龄，此时正在泸州开药店，算个殷实商人，便在山西抗战前线写去一信，称：
“与龄老弟：
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日寇虽占领我们许多地方，但是我们又去收复了许多名城，一直深入到敌人后方北平区域去日夜不停的与日寇打仗，都天天得到大大小小的胜利，差堪告诉你们。
昨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更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
此候近安
朱德
十一月廿九日于晋洪洞战地”
堂堂八路军总司令，领千军万马与日寇厮杀之际，却拿不出为家乡的母亲购买口粮，只得向好友求“捐助”，而且自认“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这种襟怀磊落、廉洁刚正的性格，给了朱琦很深的影响。
朱德与儿子、儿媳
1938年，朱琦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在战斗中腿部受伤致残，1943年调回延安养伤，1946年与河北姑娘赵力平结婚。
建国后，听说铁道部需要人，已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就申请去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朱德认为他没学过开火车，应该从头学起，于是，30多岁的朱琦由练习生当起，后来当火车司炉，三年后当副司机，再由副司机转为司机，一干就是多年。
朱琦的妻子赵力平转业到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工作，而朱琦住在北京，虽然夫妻二人两地分居多年，却从来没向组织上提过调动的要求，只是作为铁路工人家属，赵力平能沾上坐火车不要钱的光，每个周末回北京一家团聚。
朱德夫妇与儿孙（后排右一为女儿朱敏、右二为朱琦）
朱德喜欢孩子，他把朱琦的长子朱援朝、次子朱和平都接到自己身边抚养照顾，好让朱琦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开好火车。
几年后，朱琦被调往天津铁路局，50年代初，北戴河建立了避暑区，在北京与北戴河的往返过程中，火车常在天津铁路局换车头。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还没来得及下车休息，就接到通知称：“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
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道自己拉的首长是谁，接到通知后，他匆匆赶到会客室，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当时的火车使用燃煤锅炉来烧蒸汽，机车里到处都是煤粉，朱琦的工作服和脸上、手上、身上都是黑的，把雪白的沙发套都坐黑了，刚坐下不久，会客室的门开了，进来的正是朱德元帅，原来，今天乘车的首长就是他父亲。
从左至右：朱琦、朱敏、朱德、康克清
当时朱德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而朱琦却在自己的平凡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几年，兢兢业业、工作认真，直到文革前夕，才被提拔为北京铁路局车辆管理处处长，此时他已经50岁了。
1969年，朱琦被下放到天津附近的汉沟车站当仓库保管员，直到1972年才恢复工作。
不幸的是，1974年6月10日，朱琦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在家中去世。
此时朱德已经88岁高龄，没人敢告诉他，他唯一的儿子已经先他一步离世。
十天后，朱德还是得知了消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苦之情，可想而知，此时，他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闻讯后，他半天才难过地说道：“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朱琦就这样走过了他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一生。
朱德虽然非常疼爱儿子，却从没有以自己的权力为后代谋私的想法。住在中南海时期，由于他自感为革命奔波多年、无暇顾及四川的大家庭，由兄弟们担起赡养两位母亲的任务，便让兄弟们每家送了一个孩子到北京读书学习，结果他每个月400元工资不够十几个人的伙食费，朱德便与康克清一起开荒种地，自己种菜为子侄们改善伙食。朱德的一生，从未改变过农家子弟、人民之子的本色，保持了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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