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1日清晨，保密局（原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恩峰早早就起床了，他要到位于威海卫路171号的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枪毙一位要犯范纪曼。
还没有等他出发，办公室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听筒，里面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陈站长，我是第一稽查大队部的看守所的徐少元，范纪曼他跑了！”
“什么？范纪曼跑了？还不快追？追不回的话，我让你脑袋搬家！”
范纪曼是何人，一站之长陈恩峰为什么要亲自“监斩”？范纪曼作为一名死囚、要犯，为什么会成功逃脱？他的最终命运如何？
范纪曼出生于1906年，出生地在四川梁山县（现重庆市梁平区）。
他家境殷实，受到良好的教育，上过大学，精通英、德、日多国语言。作为富家子弟，又有学历，属于既得利益集团，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肯定衣食无忧。
但是一身正气的他，受革命思想影响，还是选择了跟自己的家庭决裂，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926年，已经是共产党员的范纪曼，同罗瑞卿一起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昌分校（黄埔分校）毕业。
北伐之时，范纪曼投身到叶挺麾下，担任排长。
这时候的粟裕大将还是叶挺手下的一个班长，职务低于范纪曼，如果沿着这个轨迹下去，范纪曼也许会成长为我军的一位优秀将领。可惜范纪曼没有等北伐结束，便在战场上负伤，不得不回老家休养。
1929年，范纪曼服从组织安排，前往重庆做学运工作，从此告别了战场。
在重庆期间，他和女生彭雅萝相识、相知、相爱。不久后二人同往上海，范纪曼在法租界的地下组织担任交通联络员，在隐蔽战线工作，开始了自己的红色特工生涯。
他的恋人彭雅萝，则进入上海美专学习。
到了上海不久后，就出事了。1931年5月30日是”五卅”运动6周年纪念日，在地下党的组织下，上海市民走上街头，举行纪念活动。
走在游行队伍中的范纪曼，不幸被一个叛徒认了出来，还没有等活动结束，他就不幸被捕。在敌人看来，范纪曼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他们想通过审讯得到更有价值的情报，抓获我地下党领导人。
看到范纪曼很年轻，敌人就许以高官厚禄，希望他吐露实情，但是却被严词拒绝。碰了钉子之后，敌人恼羞成怒，进行严刑拷打，范纪曼同样不屈不挠，敌人没有得到我党组织哪怕一个字的信息。
因此，敌人对他们情报的准确性也产生怀疑，无法确定范纪曼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人。当时的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除了那个叛徒，没有第二个人能指认范纪曼。
当年8月，关在苏州监狱三个月的范纪曼被朋友营救出狱，有惊无险。
但是这次事件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范纪曼与组织从此失去了联系，直到20多年后，才恢复了党籍。
因为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没有人能证明范纪曼的党员身份。无奈之下，他和女朋友彭雅萝来到了北平。
在这里，范纪曼考进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深造。与此同时，范纪曼也没有放弃寻找党组织，他通过细心观察，发现一个叫薛迅的女同学表现积极，猜想她是地下党员，于是他不断接近薛训，后来有一天向她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范纪曼没有看错人，可是薛训却不承认。
党组织有严密纪律，岂能凭一个人的一面之词就相信他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党组织早就被敌人一网打尽了。而且这时候，中共地下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变节投敌，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极大破坏，档案也不复存在，范纪曼的身份无法查明。
范纪曼是空口无凭，党组织负责人肯定不能随便相信他。
但是负责人对范纪曼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想做对国家、民族有益的工作，无论你是不是共产党人，都行。
这话说得很艺术，如果范纪曼真是失联党员，那就请继续证明自己的革命积极性，不影响他未来从事革命工作；如果他是卧底或者是叛徒，也无法破坏我们的地下党组织。
范纪曼对党的纪律比谁都熟悉，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且以非党员的身份继续参加革命工作。
1932年，范纪曼迎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营救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曹策。
接到任务，范纪曼心急如焚，当时他刚开始工作不久，人脉还没有建立起来，营救曹策这样的大人物，又谈何容易。
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他想到了军校同学陈恭澍。
陈恭澍，河北宁河人，绰号辣手书生，是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四大金刚”之一。
1926年，他也在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就读。当时的他，也是有志青年，跟范纪曼同岁，两人很谈得来。后来两人因为政治信仰不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因为范纪曼从事的是地下工作，陈恭澍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1932年，陈恭澍加入蒋介石为社长的蓝衣社，成为骨干成员，这是个黄埔军校学员组成的效忠蒋介石的特务组织，权限大得很。作为处长的陈恭澍，在北平军政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范纪曼很快通过关系找到了陈恭澍，以同学身份登门拜见，提出了营救曹策的请求。
陈恭澍对范纪曼的请求不以为然，他打着官腔说：“曹策可是要犯，小弟我爱莫能助啊。”
范纪曼听出了陈恭澍的弦外之音，是没把他当做自己人，原来陈恭澍得知老同学精通英文，想安排他给自己翻译来自美国的报刊和文件，了解美国方面的对华政策。
范纪曼一听心中暗喜，那样的话，自己不但可以为陈恭澍提供美国情报，还能将我党需要的机密文件“偷出来”，何乐不为？
自打到了那里，范纪曼果然有不少收获，文件中不但有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容，也有中日两国政府的各类外交、军事情报。
范纪曼又惊又喜，将重要文件内容摘抄下来，通过薛迅交给了党组织，为我党了解外部形势、制定政策提供了有力参考。
陈恭澍也没有食言，利用自己的影响，将曹策放了出来。
就在范纪曼继续神不知鬼不觉地为我党输送情报的时候，他又出事了。
原来，北平地下党组织内部也出现了叛徒。随即，北平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很多负责人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起来关进监狱，也包括和范纪曼联系的冀丕扬。
如此一来，范纪曼暴露了。
陈恭澍得知自己的老同学范纪曼吃里扒外，气得七窍生烟，一怒之下把范纪曼抓起来关进监狱。
第二次被关进监狱的范纪曼十分坚强，不承认自己在为共产党工作 ，事实上冀丕扬也确实不知道范纪曼的真实身份。
再加上女友的营救，和黄埔老同学的讲情，陈恭澍把范纪曼又放了出来。
出狱后的范纪曼，没有改变信仰，只是更加小心了。
当时日本人得寸进尺，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日军勾勾搭搭。
为了成功获取日军和国民党勾结的证据，范纪曼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日本驻北平公使馆。
不久，在一次招待会上，范纪曼认识了地下共产党员刘尊棋，刘尊棋又把刘逸樵介绍给范纪曼。
此时的刘逸樵是共产国际的情报负责人，此人有苏联背景，他的公开身份是《大晚报》的特约记者，该报是孔祥熙的喉舌，有国民党官方背景。
刘逸樵听说范纪曼精通日语，便让他翻译来自日本的情报。很快，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源源不断被交到党组织。
为了方便范纪曼搜集情报，刘逸樵把范纪曼包装成美国檀香山《自由日报》记者，还煞有介事地成立了工作室。
这样，范纪曼的人脉变得更广，搜集情报的渠道也更多，得到的情报也更有价值。
其中包括1935年国民党和日本签订出卖华北利益的《何梅协定》前，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在北平的活动；还有1938年日本将要突袭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情报。
延安得知情报之后，便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何应钦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击日本入侵。而斯大林得到日本人要偷袭海参崴的情报后，下令苏军在图们江三山镇，炸毁了日军的重炮兵阵地，使得日军阴谋落空。
为了隐藏自己，范纪曼在向延安传递情报的同时，还向国民党传递了不少日方情报，受到了陈恭澍的赏识。
在陈恭澍的推荐下，范纪曼被安排到国民党军统工作，凭借着自己出色的业务能力，他一跃成为军统北平站站长。
而当时的毛人凤还只是军统北平站不显山不露水的一个小干部，在范纪曼的手下当差。
之后由于工作需要，范纪曼重新回到阔别半年的上海，一边为军统工作，一边在家里安装了一个电台，向延安传送情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纪曼又接到一项艰巨的任务：从上海提篮桥监狱中救出东北抗联副总指挥杨树田，他是杨靖宇烈士的战友，原名杨奠坤。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范纪曼化装成国民党少将，让时任上海军法处长的地下党员李时雨冒充自己的马仔，大摇大摆地来到上海提篮桥监狱。
监狱长沈冠三一听是重庆来人，连忙点头哈腰出来迎接。
范纪曼神气十足，趾高气扬，把一个国民党少将演得活灵活现，他声称杨奠坤是自己的表弟，让沈冠三无条件放人。
沈冠三不敢怠慢，立即让人把杨树田带到范纪曼面前。
范纪曼事先了解到杨树田懂俄文，他走到杨树田身旁低声用俄文说：“一会你就说我是你的表哥。”
杨奠坤
杨奠坤听完，立刻会意，他立即在范纪曼面前声泪俱下地说：“表哥，我可盼到您了。”
见此情景，沈冠三不再怀疑。就这样，杨奠坤顺利从虎口逃脱。
抗战胜利后，神州大地满目疮痍，但是老蒋为了维护他的独断统治，又悍然发动了内战，本来打算回到延安的范纪曼只好继续当卧底，继续他的红色特工生涯，向延安方面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其中包括在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被包围后，蒋介石派邱清泉部增援的情报。范纪曼得知后，把蒋介石的调令直接发给了延安方面，如此一来，邱清泉部兵力和武器配备，以及行进路线被我军了如指掌，只等布好口袋让他往里钻了。
而在辽沈战役中，范纪曼也立了一大功。
当时蒋介石为解锦州之围，密令廖耀湘兵团驰援辽东，调令还没有传达，就已经提前放到了毛主席的案头上。
毫不夸张地说，范纪曼传递的这些情报，胜过千军万马，让蒋介石稀里糊涂之下就输掉了战争。
解放前夕，范纪曼心情激动，他决心再立新功，以迎接新中国成立。
可就在此时，一位名叫沈寒涛的地下党被捕，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成为叛徒的他出卖了范纪曼。
得知范纪曼是红色卧底，上海站站长陈恩峰恨得是咬牙切齿，随即将范纪曼逮捕入狱，很快就决定将他处决。
此时的国内战场上，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司法各部门也形同虚设，没有了掣肘，陈恩峰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根本都不用审判。
四度入狱（1944年日本人也曾经逮捕过范纪曼，后被陈恭澍搭救出狱）的范纪曼虽然不知道陈恩峰准备马上处死自己，但他知道保密局对“内奸”一向是奉行“杀无赦”的政策。因此范纪曼知道自己已是凶多吉少，不能坐以待毙，他决定越狱。
他通过观察，掌握了监狱里岗哨的活动规律，在这天晚上瞅准空隙，偷偷来到了监狱的围墙旁。
来到围墙底下，范纪曼为难了，监狱围墙高达3米左右，根本无法翻越，难道就这样功亏一篑？
天无绝人之路，借着月光，一块大约一米见长的木板映入眼帘。他灵机一动，将那块木板搬到墙下，竖起来，踩着木板往上爬，终于爬上围墙，成功逃出监狱。
监狱长发现范纪曼越狱后，报告保密局上海站站长陈恩峰。陈恩峰一听暴跳如雷，随即派出大批特务，出动十几辆汽车，全城搜查。
但是范纪曼在上海工作多年，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熟人也非常多，他躲到了警察局一个朋友家，悠然入睡。
保密局的特工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要抓的要犯，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5月27号，上海解放，范纪曼走上大街，尽情呼喊，他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这位在“地下”潜伏了将近二十年的红色特工，来不及休息，马上投入到新的战斗。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潜伏特务名单，将其一网打尽。
此后，范纪曼继续在新的工作岗位，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建国后，范纪曼也受到了潘汉年案的牵连，第五度身陷囹圄，后于1980年被平反。
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在自己的第二故乡上海去世，享年84岁。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却鲜为人知。
他受了很多委屈，却从未提起。
他为新中国成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后人不该也不会忘记。
0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