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港台文化无孔不入的浸入大陆生活，影视歌，各路明星，英姿绰约，百花齐放，偏偏有那么一位歌手，拄着双拐，其貌不扬但依旧红透了半边天。
1992到2017，25年的时间，经历着如此变幻莫测的时代与更迭不休的歌坛，偏偏还有那么一首歌，携着岁月，裹着风霜，唱起之时依旧能让你落下泪来。
那是个不良于行的男人，唱歌时却总是器宇轩昂的站着，他这样唱道：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1992年，郑智化凭借《水手》一炮而红，大街小巷放的都是这首歌，随便拉出来一个人都会唱。
充满力量的词曲和郑智化略带哭腔的声音，给许多身处困境带着伤痛的的人们送去力量和安慰。
《水手》讲了一个从童年到成年，总是受到磨难，感到痛苦但却一直怀着梦想的人的故事，歌中的主人公像极了他本人。
郑智化三岁患上小儿麻痹，被病痛与药物折磨了四年之后在七岁时终于学会了拄拐，至此，他开始带着拐杖生活。
这注定不是个多舒适的童年，病痛折磨着他也折磨着他的家庭。
遭受着有意或无意的伤害，但年少时那些不辨善恶的伤害终是让他成长的更挺拔强大。
多年后他再谈起童年，平淡又有些得意的表示，小时候他最拿手的三件事就是“追女孩”“做生意”和“打架”。
后来郑智化从台北工专毕业，到了一个工程公司上班。
按部就班的生活，麻烦的人情世故，很快就耗干了他的耐性。
23岁他辞职进了广告公司。
一个学土木工程的去做了广告，很大的跳跃，从门外汉到升职加薪获国际大奖，他将这份事业做的风生水起。
26岁时他做了第一首歌《给开心女孩》，因为这首歌与点将唱片的老板阿桂相识，然后出了第一张专辑《老幺的故事》。
1989年他27岁的时候正式离开了广告界，做起了歌手。
在歌坛打拼了十年，创作出数首经典歌曲，1999年，他结婚后退出歌坛。
对他处于事业高峰期时毅然退出，大多数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一度有传闻传出，说郑智化是因为《大国民》这首抨击讽刺台湾政局的歌曲坐了牢。
但事实上，他只是转投了IT行业。
他在《私房话》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直是个不称职的艺人。 我只想做一个埋首创作的词曲作家；或是一个专心演唱的歌者。 我不想做空洞的偶像；或是到处逢迎谄媚、汲名求利的小丑。”
之后一直到2005年，他才渐渐复出。
他是个随心所欲又满腹才气的人，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这也正是他唱歌写歌的初衷。
最初点将唱片邀请他发唱片的时候，他还没有真的想成为一个歌手，他一直觉得歌手这个职业很“不入流”，但又对音乐真的感兴趣，所以“当时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这种心态，所以一定要写一些我想写的题材，不管市场如何”。
于是他出了第一张唱片《老幺的故事》。那时正值台湾九份发生了两次大的矿难，郑智带化着一种“旁观者不明究里的悲天悯人”决定为此做些什么，先后两次造访九份。
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凭着一股狂热，我来到的九份，访问了当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图发掘更多矿变发生后对他们造成伤害的事实。出乎我意料的，他们对问题的反应不是激动或悲绝，而是沈淀过的冷静，一种近乎认命的淡然。亲人的死去，固然令人伤痛，但是对矿工而言那是一种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来大肆渲染的社会问题。第二次造访九份，是个飘着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雾笼罩着……我想起一个阿婆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里，就是死在床上，有什么好可怜的？命哦……就像歌词的一段：家乡的人被矿坑淹没，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欲望淹没，却失去了灵魂。矿工不一定可怜，可怜的很可能是我们。”
这就是他“感兴趣”的题材，很有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而他果然也一直在创作这样的作品，他用最贴近大众的眼睛看着这个世道，然后记录然后讽刺然后痛斥。
当时的台湾已经高速发展了十年，各种社会问题频繁出现，所以他写出《老幺的故事》里生长于矿区，迷醉在城市的骄纵老幺，写出《中产阶级》里“眼光很高，力量很小”的中产阶级，写出《蜗牛的家》里无论如何打拼都赶不上飞涨房价的普通白领，写出《补习街》里想逃脱补习但无奈于现实的学生。甚至写《大国民》，用直白激烈的的歌词直指政局。
《堕落天使》是他根据现实中认识的一个风尘女子而写的。
这个女人为了爱情，毅然离开了本来很富裕的家庭，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两个人的生活。
他用这首歌为那些徘徊于社会底层，为生活无奈抗争的妇女们申诉，她们被压迫得太久，反抗而又没有出路，挣扎不出午夜情场的圈子。
在物质肉欲的社会里被无情地撕裂，堕落的人性，罪恶的兽欲，在奸邪中产生，在伦理中灭亡。
有趣的是，他着眼于90年代的台湾写下这些带着涩意的词曲，却让大陆人民在21世纪低头苦笑。
郑智化更多的时候会写人，写像《小草》《游戏人间》《沉默的羔羊》里这些虽生活不易但依旧认真生活的的小人物，写《你的生日》里流浪街头的乞丐，也写《达奇达奇嘟》里阅读障碍的孩子。
后来他接受采访，谈到《达奇达奇嘟》说道：“这是根据一个孩子的故事改编的，那时候我参加社工，帮助弱势群体，包括达奇这个小孩，他语言学习特别吃力，对我们来讲学习“嘟”这个单音很简单，他要花上一个礼拜。这首歌就是在关心这样的弱势群体。”
郑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故事里是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人生。
他的歌似坚硬也柔软，总能让听的人酸楚落泪，也总能让听得人心怀安慰。
他毫不留情的直指你最深的伤口，把没愈合的患处戳的再次鲜血淋淋，还要撒上一层细细的盐，在你痛的涕泗横流的时候又冲伤口轻轻地吹气，对你说，很疼吧，疼就对了，这就是现实啊，但那又怎样，站起来往前走吧，前面还有路的，你也还有梦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歌坛出现了一批后来被称为人文歌手的歌手，他们对自身对时代都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对社会和民生都充满关怀，郑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现如今，再没有哪些歌手被冠上“人文”二字，取代他们成为主导流行乐的，已经是那些被精心包装、精致的无懈可击的年轻偶像了，他们反复吟唱的，只剩爱情。
在2005年北京演唱会要结束时，郑智化说了这样一段话：大家都知道我的歌影响了一代中国人，我想应该不对，我的歌影响了一代跟我一样，对着生活无奈，失去目标理想的人，大家跟我一样，有点自卑，所以才有在我的歌里有感触。
从过去到现在，他写作，画画，做工程，做广告，唱歌，最后投身IT，从不因为身体和世俗限制自己的想法，也从不辜负岁月和才华。
时至今日，他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男人，依旧做着他的企业，也偶尔会登台演出，岁月给他添上更多的风霜，但曾经那个孤傲叛逆却心怀家国的男人，眼神依旧清明，言辞依旧犀利。
像个在大海上漂泊已久的老水手。
今年夏天，“浪姐3”公演，将《星星点灯》中那句“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变成了“是晴朗的一片天，总能看得见”。
引来郑智化的质疑，他说，被乱改歌词一事，他感到震惊、愤怒和遗憾。
歌曲改编时常有的事，但对于郑智化本人来说，歌词太重要。
那是他坚持一生的事情。
曾经有许多人喜欢听郑智化，因为他给你力量，后来又有许多人听郑智化，因为他道尽现实。
生而为人，有许多无法言说的痛苦，郑智化真正懂得这些痛苦，他为那些千千万万终日为生命奔波，且无愧于生命的普通人们写下这些，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红尘味的，最普通不过的生活，最普通不过的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