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中医”尽管被许多人诟病缺乏科学论证，但其关于许多药材药性的记载与阐述，以及调养滋补的理念却至今仍然具备极高价值。提到中医的代表人物，或许很多人都会想到春秋时期的神医扁鹊、唐代“药王”孙思邈、明代编写《本草纲目》的“药圣”李时珍，以及东汉末年的“外科圣手”华佗、“医圣”张仲景。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华佗、张仲景大致处于同一时代，在后世也都拥有崇高的地位，但前者的生平事迹被《三国志·方技传》、《后汉书·方术列传》这样的官修史籍所记载，而后者却并没有被史书立传记载。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难道张仲景其实并不存在吗？
正如上文所说，不管是《三国志》还是《后汉书》都对华佗有许多记载，而张仲景则完全没有在这两部官修史书中留下任何痕迹。不过，不被史书记载并不代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的存在。举例来说，西晋名医皇甫谧就在我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和《释劝论》中两次提到了张仲景。
为《针灸甲乙经》作序时，他写道：“汉有华佗、张仲景，华佗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而在被《晋书》收录的《释劝论》中，他则表示：“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考虑到皇甫谧在医学界的地位，以及他所处的年代距离华、张二人很近，其言论应当是比较权威和真实可信的。
皇甫谧将张仲景与华佗相提并论，不但证明了其客观存在，还说明他确实医术高超。从中还可以得到的信息是，华佗见解独到，能够运用奇特的方式治愈疾病；而张仲景则通过研究相传是由商朝开国元勋伊尹所著的《汤液经法》建立了一套得到广泛应用的理论，为各种疾病提供了解决的药方。
如今人们提到张仲景时，往往会想到其代表作品《伤寒杂病论》，但这部著作其实早在东汉末年便因为保存不善而佚失了。和皇甫谧同为西晋著名医学家的王叔和曾担任太医令，他四处搜集《伤寒杂病论》原本，但只找到其中关于伤寒的部分，编成了十卷《伤寒论》。直到北宋时期，以博学闻名的翰林学士王洙偶然间在宫中找到了三卷已经被蠹虫蛀蚀的书简，其中内容便是张仲景创作的《金匮玉函要略方》。
经过比对，王洙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其实就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版，其中第一卷对应伤寒部分，而第二卷、第三卷则是失传已久的杂病、方剂、妇科病部分。经过众多宋朝学者的一番校勘，共二十五篇的《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正式刊行，并一直流传到今日。
值得一提的是，张仲景的研究成果曾以“张仲景方”、“张仲景药方”之名被《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简略记载。不过，尽管作品广泛流传，名声也随之四处传扬，但尴尬的是张仲景始终缺乏个人传记，其生平事迹一直鲜为人知。对此，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在《史通》中批判道：“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所幸，同样是在唐代，医学家甘伯宗为一百二十位古今名医立传，编成了《名医传》。尽管此书现已佚失，但宋代名医林亿在《伤寒论序》中曾引述其中记载道：“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到了清代，对张仲景理论研究颇深的医学家陆懋修不满《后汉书》不为其立传的行为，干脆在自己的《世补斋医书》中专门写了一篇《补后汉书·张机传》，倒也颇为有趣。总之，有着如此众多的证据作为支撑，张仲景显然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没有被当时的史料所记载罢了。
至于张仲景不见于史书记载的原因，或许是相比于治疗方式奇特，且曾经医治过曹操、陈登等大人物，又被曹操亲自下令处死的华佗，他的一生实在有些过于平淡。尽管其医术高超，作品产生的影响巨大，但在当时的人看来，他最高不过官至长沙太守，一生又没有和什么大人物有过交集，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记录于史册的经历。
